中國地圖學史所研究的對象是中國古舊地圖，以及中國歷史時期地圖的繪制、使用、傳播情況。就整個中國地圖學史的研究內(nèi)容而言，無論是文獻記載，還是實物證據(jù)，既有悠久的歷史，又有豐富的地圖實物。目前所知最早的現(xiàn)代中國地圖學史研究論著，應屬1911年陶懋立在《地學雜志》上發(fā)表的《中國地圖學發(fā)明之原始及改良進步之次序》，文章將中國地圖學史分為上古至唐代、宋元至明和明末至現(xiàn)世三個階段，主張用現(xiàn)代地圖學知識研究中國古代地圖學史。從陶懋立開始，經(jīng)過歷代學者100多年的努力，尤其是近30年以來，隨著《中國古代地圖集》《歐洲收藏部分中文古地圖敘錄》《美國國會圖書館藏中文古地圖敘錄》等地圖圖錄的陸續(xù)公布，大批中國古舊地圖得以披露，圍繞中國地圖學史進行的討論也日益深入與廣泛。但時至今日，在深入挖掘中國地圖學史的學術價值的過程中，依然存在就圖論圖、關注重點局限于中國古舊地圖等問題，限制了古舊地圖這一獨特文獻的史料價值的發(fā)揮。其中一個重要的問題，就是應避免單純就中國地圖學史談中國地圖學史，應該將其置于世界各地區(qū)地圖繪制、使用與傳播的大背景下，進行比較研究，以便更好地認識中國傳統(tǒng)地圖的特點。具體而言，筆者在研究中國地圖學史的過程中，常常因只就中國傳統(tǒng)地圖及其近代轉(zhuǎn)型而論深感困惑，在總結(jié)中國地圖發(fā)展的“規(guī)律”或“特點”時往往不敢遽斷，因為缺乏其他區(qū)域地圖學史的總體認識，所以無法判定哪些屬于中國地圖的“特點”，哪些則是很多地區(qū)普遍經(jīng)歷的階段。而且，如果我們將重點轉(zhuǎn)到討論當面對同樣或類似的問題之時，不同地區(qū)的地圖繪制會呈現(xiàn)出哪些異同之處，反映了哪些地理觀念甚至是更深層次的內(nèi)容，也許會有更多收獲。這些異同之處對于反觀中國傳統(tǒng)輿圖，審視中國傳統(tǒng)地理認識，衡量中國傳統(tǒng)地理觀念，亦應有重要的學術價值。
正是出于這樣的想法，筆者參與了《地圖學史》（The History of Cartography）的翻譯工作，負責翻譯戴維·伍德沃德（David Woodward）主編的《地圖學史》第3卷《歐洲文藝復興時期的地圖學史》（Cartography in the European Renaissance）的第2冊。在翻譯本書的過程中，深刻感受到，我們對世界各地地圖學發(fā)展的脈絡和細節(jié)越清楚，就越有助于我們更清晰地把握中國傳統(tǒng)地圖和地圖學史的特點，認清究竟哪些是中國傳統(tǒng)地圖的獨特之處，哪些則屬于人類地圖學發(fā)展的共性。雖然衡量中國地圖學史，應該是在包括歐洲等全世界各地區(qū)地圖學史的背景下進行（這也是本套叢書的重要價值所在），但即使僅就歐洲近代地圖學史而言，就已經(jīng)足以說明很多問題，尤其是本書所提供的歐洲地圖學發(fā)展的豐富細節(jié)，通過與中國古代地圖互相印證，對于我們了解地圖所呈現(xiàn)的地理知識的形成與不同使用群體，有著非常重要的啟發(fā)意義。期待包括本人工作在內(nèi)的《地圖學史》的翻譯，能夠?qū)χ袊貓D學史的研究起到促進作用，也期待著中國地圖學史研究的深入與廣泛，其成果能更好地豐富與推動世界地圖學史的進一步發(fā)展。期待著古舊地圖能夠在歷史學、地理學、科技史、文化、思想等廣闊學術領域發(fā)揮其獨有的文獻價值，從諸多維度為讀者提供啟迪。 下面擬結(jié)合所翻譯內(nèi)容與翻譯工作中查閱的資料談一些心得，尤其是歐洲文藝復興時期地圖學史（包括若干中世紀地圖）與中國明清時期地圖學史的幾個可資比較的方面和問題，祈方家批評。 如果我們對以往的地圖學史的敘事模式進行梳理，就會發(fā)現(xiàn)其大多是以某些被認為“重要”的地圖為對象，所構(gòu)建出的線性的發(fā)展歷史。這種線性的歷史敘事體系在今天已經(jīng)日益受到學術界的質(zhì)疑，原因有三：一是歷史發(fā)展未必是直線發(fā)展；二是不能認為現(xiàn)存的地圖代表了歷史上曾經(jīng)出現(xiàn)過、流通過、被人使用過的地圖全貌，我們認為重要的、代表進步方向的地圖在當時未必是最受時人重視，甚至未必是流傳甚廣的地圖；三是不能先驗地認為現(xiàn)存的地圖之間存在直接聯(lián)系，因為即使是非常相似的地圖，彼此之間也未必存在直接的繼承關系。比如版本眾多的陳倫炯《海國聞見錄》系列地圖，其中明顯呈現(xiàn)多個版本流傳的痕跡，而且現(xiàn)存主要版本之間亦可能存在缺環(huán)。另一方面，學界對于地圖的制作過程的討論依然不多。一個普遍存在的問題就是在敘述與研究古地圖時，往往會把圖籍上署名的作者等同于地圖的繪制者，甚至會等同于地理信息的收集者。另一個問題就是對于地圖制作的程序與環(huán)節(jié)等細節(jié)還有待充分挖掘，不能先驗地認為地圖都是由其標注的作者獨自繪制而成，比如著名的明代海防圖籍《籌海圖編》，究竟其作者是胡宗憲還是鄭若曾，著作權(quán)的紛爭一直延續(xù)到20世紀80年代，才最后確定為鄭若曾。但鄭若曾本人亦非制圖師，其編撰《江南經(jīng)略》的經(jīng)歷是“攜二子應龍、一鸞，分方祗役，更互往復，各操小舟，遨游于三江五湖間。所至辨其道里、通塞，錄而識之。形勢險阻、斥堠要津，令工圖之”。也就是說，地圖是由“畫工”所繪，而非他自己繪制。當然，《江南經(jīng)略》所表現(xiàn)的蘇州、松江、常州和鎮(zhèn)江四府之地，鄭若曾父子可以在短期內(nèi)分別進行踏勘、記錄，但《籌海圖編》所記延袤的沿海七邊信息，絕非鄭若曾短期內(nèi)可以勘測搜集、繪制。事實上，《籌海圖編》中所附錄的大量“參過圖籍”就能證明此書為鄭若曾所主持的團隊（所以胡宗憲的功勞亦不應埋沒，因為沒有他就不可能在短時期內(nèi)搜集這么多資料）參考各種圖籍資料綜合而成，而鄭若曾所依據(jù)的資料來源的形成與編繪取舍，應該是圍繞其系列地圖所進行研究的重點問題。
正如黃叔璥在《臺海使槎錄》中所指出的一樣：“舟子各洋皆有秘本”，中國古代航海實際使用的地圖在舟師等小范圍內(nèi)傳播，導致傳世數(shù)量較少，很少進入后世的研究視野。其形式與描繪重點與鄭若曾等士人所主持編繪的地圖存在較大不同，很可能是較為稚拙的“山形水勢地圖”（如章巽《古航海圖考釋》中海圖〔見圖1〕和近年發(fā)現(xiàn)的耶魯大學所藏古海圖）或者更路簿，而非現(xiàn)存數(shù)量遠遠超過“山形水勢地圖”和更路簿的長卷式海圖，這些長卷式或其變體——冊頁式海圖展示了沿海廣大地域的宏觀形勢，是士人和官僚群體所需要掌握的，正如陳倫炯在《海國聞見錄》自序中所表現(xiàn)出的對“山形水勢地圖”使用群體的不滿：“見老于操舟者，僅知針盤風信，叩以形勢則茫然，間有能道一二事實者，而理莫能明”。將不同繪制、使用群體的地圖作品混為一談，導致我們忽略了傳統(tǒng)時代或者轉(zhuǎn)型時期地圖繪制的“個別性”與“不一致性”。
中國地圖學史的這一問題，在歐洲地圖學史中完全可以找到相應的大量案例。比如，16、17世紀的低地國家是歐洲商業(yè)制圖、海圖繪制的中心之一，其官方主導的地方調(diào)查和測繪也非常發(fā)達，涌現(xiàn)出諸多的著名制圖師和地圖作品，如著名的墨卡托（Mercator）家族、亞伯拉罕·奧特柳斯（Abraham Ortelius）、科內(nèi)利斯·安東尼松（Cornelis Anthonisz）、德約德（de Jode）家族、范多特屈姆（van Doetecum）家族、洪迪厄斯（Hondius）家族、揚松尼烏斯（Janssonius）家族、盧卡斯·楊松·瓦赫納（Lucas Jansz. Waghenaer）、布勞（Blaeu）家族等制圖師，以及《墨卡托地圖集》（Gerardi Mercatoris Atlas）、《世界之鏡》（Speculum orbis terrarum）、《寰宇概觀》（Theatrum orbis terrarum）、《航海之鏡》（Spieghel der zeevaerdt）、《大地圖集》（Atlas maior）等著名的卷帙浩繁的地圖作品，成為后世地圖學史敘事所描繪的重點內(nèi)容。
但是，這些著名制圖師很多是“扶手椅地理學家”（Arm-chair geographer），本身并未從事大規(guī)模的實地測繪工作，更不用說遠洋航行了。他們的區(qū)域地圖、大型壁掛地圖、世界地圖乃至地圖集，都是根據(jù)不同來源的地圖或者文字描述綜合編繪而成，其中就有來自第一線的實地測繪成果，與中國古代地圖情況相似，這些實地測繪成果往往是繪本，保存與傳播情況都遠遜于上文所述的著名印本地圖，今日難得一見，但不應先驗地認為這些存世數(shù)量較多的著名地圖代表了當時地圖繪制與使用的全部圖景。很多歐洲地圖會標明資料來源，這種資料匯集的過程就相對清晰一些，比如1592年科內(nèi)利斯·克拉松（Cornelis Claesz）和約翰·巴普蒂斯塔·弗林茨（Joan Baptisa Vrients）出版的彼得魯斯·普蘭休斯（Petrus Plancius）地圖（這是低地國家北部出現(xiàn)的第一部大型世界地圖）中，就在說明中提到：“在比較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在向美洲和印度航行中所使用的水文地圖時，我們最仔細地并最精確地比較他們在航行到美洲和印度時使用的地圖，彼此之間比較，并與其他地圖比較。我們已經(jīng)獲得了一份非常精確的葡萄牙來源的航海地圖，以及14幅詳細的水文地圖······我們根據(jù)地理學家和經(jīng)驗豐富的船長的觀察，對陸地、大洋和海進行精確的測量和定位”。上文所述的情況，說明了無論是一些著名制圖師，還是地圖繪制機構(gòu)，都有意識地搜集來自第一線的測繪資料及其信息，以便整合、繪制到地圖上。如17世紀尼德蘭海洋地圖制作的一位代表性人物科內(nèi)利斯·克拉松（Cornelis Claesz）在其1609年出版的《技藝與地圖登記》（Const ende caert-register）一書中，提供了其信息來源，其中就包括他從已故領航員的家庭中購買到的手稿資料。歐洲以外海域的航海地圖的傳遞、匯總及其地理信息的總結(jié)更能說明問題，同樣以低地國家為例，尼德蘭共和國時期，成立了荷蘭東印度公司（VOC）和荷蘭西印度公司（WIC），出于航海安全和探索的需要，特別重視征集船長、領航員和水手的資料，荷蘭西印度公司甚至規(guī)定，“船長和導航員受命制作錨地、海岸和港口的地圖，并將這些地圖交給公司的十九紳士董事會，否則將被處以3個月工資的罰款”。充分說明了地理知識匯集與整合的復雜過程。 二、 基于不同需要而產(chǎn)生的地圖繪制、使用的不同群體 如前所述，我們不能先入為主地認為在近代以前，存在統(tǒng)一的地圖繪制與使用規(guī)范，也不宜一廂情愿地認為越精準、越科學、越美觀的地圖，就一定會在所有場合下取代那些看起來簡單粗略的地圖，正如前面所提到的中國水手更依賴看似稚拙的山形水勢地圖，而非繪制精美的青綠山水海域地圖。這種情況在本冊所講述的文藝復興時期的歐洲同樣存在。前面提到，荷蘭東印度公司和西印度公司都聘請著名制圖師來繪制海圖，代表人物有黑塞爾·赫里松和布勞家族等，但是需要注意的是，這些圖集的購買者和收藏者通常是陸地上的富裕市民、科學家和圖書館，而非實際航海的船長、領航員、水手。盡管《大地圖集》里面的地圖繪制精美，而且使用了最新的投影、經(jīng)緯度等技術，但對于水手來說并不實用。而且著名制圖師專門制作的海圖在實際航海中的應用情況也并不一定非常樂觀，比如《東方地圖》（Caerte van Oostlant）的制圖師科內(nèi)利斯·安東尼松在1558年談到，“我們來自荷蘭和澤蘭的尼德蘭人沒有對北海、丹麥和東方（波羅的海）海域的水域進行描述”，這是“因為大多數(shù)導航員都蔑視這些地區(qū)的海圖，而且仍然有許多人拒絕他們”。當然，后來的發(fā)展使得這一情況有所改觀，但不能先驗地認為地圖繪制的精美程度與科學成份和實際航海中的實用性成正比關系。很多水手并不能理解或者熟練掌握具有科學背景的制圖師所制作的海圖，如老派水手阿爾貝特·哈延（Albert Haeyen）對從來沒有去過大海的普蘭休斯的海圖相當蔑視和不信任，他批評了普蘭休斯在1595年第二次探索東北通道時給導航員的海圖材料。哈延顯然不理解海圖的平行線之間寬度逐漸增加是怎么回事，他指責普蘭休斯故意偽造海圖，使東北海域的航行看起來比實際要近得多。布勞也曾經(jīng)指出了這一認識上的差異，他的領航員指南《航海之光》（Licht der zeevaert，1608年）和《海洋之鏡》（Zeespiegel，1623年）在海員中得到了廣泛使用，但他也清楚地了解到“普通平面海圖很多時候在一些地方是不真實的，尤其是那些遠離赤道的重大航程；但這里經(jīng)常使用的東方和西方的航海所使用的海圖，它們是很真實的，或者說它們的錯誤很小，以至于它們不會造成任何阻滯；它們是海上使用的最適合的儀器”。布勞指出，領航員們普遍更愿意接受手繪的地圖，他激烈地批評了導航員們普遍認為的觀點:“手繪的地圖更好，更完美”，他說，“他們指的是那些經(jīng)常被人制造出來的、每天都在修改的、永遠不會被印刷出來的手寫地圖”。布勞解釋說，繪本海圖并不會更好，“因為一個人的成本都是很多的，但所有的人相繼地用少的勞動來復制，這樣的人做許多次，這樣都不會有太多知識，甚至得不到知識”。尼德蘭制圖師科內(nèi)利斯·克拉松在其出版的《舊風格定位手冊》（Graetboeck nae den ouden stijl）中，也提到當時很先進的瓦赫納的《航海之鏡》（Spieghel der zeevaerdt），實際上并沒有得到水手的普遍接受和使用：“我聽說，在這段時間，關于著名的導航員和舵手盧卡斯·揚松·瓦赫納的導航員指南中所出版的糾正過的‘手冊’，并不是所有的海員都理解，也是因為他們星盤并沒有全部糾正，舵手還遵循同樣的老方法”。甚至直到16世紀中后期，很多水手更愿意使用鉛垂線這樣傳統(tǒng)的導航工具，而不是海圖。英格蘭的埃德蒙·哈雷（Edmond Halley）仍試圖勸說水手，告訴他們墨卡托海圖有很多優(yōu)點。1696年，他滿懷絕望地寫信給塞繆爾·佩皮斯（Samuel Pepys），抱怨他們固執(zhí)地使用“普通的平面海圖，好像地球是平的”和他們“依靠平面海圖來進行估算，這方法實在太荒謬了”。船員對平面海圖的偏好，在歐洲其他地區(qū)依然如此，比如法國的“制圖師似乎在這兩種類型的投影之間猶豫不定，他們很清楚地意識到對墨卡托投影的興趣，但是也知道水手們更喜歡平面海圖，因為這樣令他們測量距離更加容易”。 在歐洲附近海域的航行中，沿岸的側(cè)面圖（profile）對于水手來說更加實用，瓦赫納在其《航海之鏡》中廣泛使用這種方法，其“最初貢獻是在一系列連續(xù)的沿岸海圖中一致地應用這一原則。一個水手一眼就能看出他要對付的是什么樣的海岸（如：沙丘還是懸崖）。此外，沿著海岸的引人注目的建筑物，以及向內(nèi)陸延伸的地平線（教堂塔、城堡、風車、樹木和燈塔）都被繪入”（見圖2）。這種側(cè)面圖與中國航海中所使用的山形水勢地圖和長卷式沿海圖，雖然繪制與表現(xiàn)方法上存在明顯差異，但視角與出發(fā)點明顯是有相通之處的。
圖1 科內(nèi)利斯·安東尼松《東方海圖》（Caerte van die Oosterse See, 1558）中的木刻版?zhèn)让鎴D 以往的地圖學史經(jīng)典敘事范式是一種線性的進步史觀，也就是將使用投影法、經(jīng)緯度坐標系和比例尺的測繪地圖取代比例尺不確定的無經(jīng)緯度坐標的平面地圖的過程作為地圖學史的一個重要發(fā)展理路。從整個世界地圖學史的長時段發(fā)展歷程來看，的確如此，但如果從短時段乃至中時段進行觀察的話，就會發(fā)現(xiàn)雖然歐洲很早就有投影、經(jīng)緯度和坐標概念，甚至表現(xiàn)在世界地圖上，比如著名的托勒密《地理學指南》。但帕特里克·戈蒂?！み_爾謝（Patrick Gautier Dalché）在《地圖學史》第3卷第9章中《對托勒密〈地理學指南〉的接收，世紀末至16世紀初》中指出：“在15世紀前半葉中，托勒密的《地理學指南》受到意大利人文主義者的贊賞，而這些受到贊賞的特征并不是那些我們認為構(gòu)成他的作品原創(chuàng)性的特征。首先，《地理學指南》被看作古代地名的概要，同時托勒密的天文學和幾何學方法受到贊賞，只是因為它們保證了他提供的陳述的真實性和正確性。似乎，在當時的意大利，對他的方法沒有太大的興趣”。而在很多場合，并非一定要繪制帶有固定比例尺的經(jīng)緯度坐標地圖，如《地圖學史》中指出：在16世紀的英格蘭，“最早的地圖和平面圖主要是圖畫式和自然風格的，盡管比例尺不確定······它們故意夸大易受攻擊地區(qū)，比如海灘的大小，而那些相對堅固的地區(qū)，比如懸崖，則相對減損。而具有戰(zhàn)略重要性的人造標志，如燈塔和教堂塔樓（經(jīng)常被用作燈塔）以及軍隊征稅和戰(zhàn)馬飲水食料的停留點，則表示得很大，而其它重要性較低的建筑則相對較小。而那些平坦的地區(qū)，比如埃塞克斯（Essex）和薩福克（Suffolk），幾乎向任何一個方向的入侵開放，在這些地區(qū)，人們努力地描述更遠的內(nèi)陸城鎮(zhèn)，比如伊普斯維奇（Ipswich），這將提供第一重堅固防線。這些地圖中最早的一批幾乎立刻被標注出來，以顯示新的堡壘應該建造之處，并對建筑工程的進展進行評述，也可能當時沒標注上，后來又添加上了”。16世紀的制圖師保羅·福拉尼（Paolo Forlani）在關于圍攻阿爾及爾的地圖上向其讀者談到：“我尊重意大利與西班牙相對峙的標記為A的橋梁的比例關系，但是為了真實地向您展示地理形勢的所有細節(jié)，我以您所看到的（夸張的）尺寸和形式予以呈現(xiàn)”（見圖3）。
圖2 保羅·福拉尼雕刻的阿爾及爾地圖（1570年）
這種情況在中國地圖學史中也同樣存在，明代羅洪先的《廣輿圖》在當時為時人所稱道，并被廣泛引用、改繪。在韓君恩于嘉靖四十五年（1566）刊刻的《廣輿圖》中，收錄了當時巡撫山東的戶部右侍郎霍冀所撰寫的《廣輿圖敘》，霍冀總結(jié)了《廣輿圖》的特點：是圖也，其義有四。其一計里畫方也：計里畫方者，所以校遠量邇，經(jīng)延緯袤，區(qū)別域聚，分柝疏數(shù)，河山繡錯，疆里井分，如鳥麗網(wǎng)而其目自張，如棋布局而其罫自列，雖有沿革轉(zhuǎn)相易移，而犬牙所會，交統(tǒng)互制，天下之勢盡是矣。其二類從辨譜也：類從辨譜者，所以揣體命狀，綜名核實，明款標識，刪復就省，書不盡言，象立意得，州縣視府，屯所視衛(wèi)，險易相諳，兵農(nóng)間處，墩若枯丘，堡如覆土，款識交章，各以形舉，鳥跡之余，此唯妙制矣，不然題注緬縷，何可以借箸盡哉？其三舉凡系表也：舉凡系表者，所以橫裝方圖，衍為副帙，使官署相承，壤賦并列，間及利病，爰采風俗，邊鎮(zhèn)屯牧，芻粟士馬，麟次相從，無弗條暢，而差次吏功，數(shù)閱軍實，或壤賦逋于重繁，習俗移于夸毗，單若生于告匱，驕悍成于姑息，系表之旨不既深乎？其四采文定議也：采文定議者，所以集思廣益，陳謨闡烈，推往達變，趨時適用，謀王斷國，殊辭同致，是為申圖諦表，務盡所長，眾論獨見，唯求其是而已。經(jīng)綸之跡，寔于是乎？具在所謂藉以措之，不綽然有余裕乎？即以輿論畫方所以為軫，辨譜則較轑立矣，系表則轅軛輪轂六材良矣，定議則載轄續(xù)靷將以施駟馬而駕焉者也。 從上文可知，霍冀認為《廣輿圖》有四項優(yōu)長之處：一為“計里畫方”，可以校正衡量地物的遠近距離；二為“類從辨譜”，也就是地圖符號的使用；三為“舉凡系表”，也就是用表格的形式列出各地的信息；四為“采文定議”，也就是選取了名臣的奏議。霍冀列舉的此4項確實是《廣輿圖》的特點，也是《廣輿圖》在中國地圖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的部分原因。但霍冀在擔任兵部尚書之后主持編繪的《九邊圖說》中，既沒有使用計里畫方，也沒有使用與《廣輿圖》類似的地圖符號，亦沒有用表格排列信息，更沒有收錄“采文定議”，只是采用傳統(tǒng)的長卷冊頁式九邊圖形式繪出明代北邊各鎮(zhèn)地圖，在各鎮(zhèn)前用文字陳述該鎮(zhèn)形勢與所設官員。城堡、邊墻、烽燧等地物也是使用形象式的符號，尺寸夸張。圖3選取兩套地圖集中都表現(xiàn)的遼東鎮(zhèn)遼河以東地區(qū)，可以看出霍冀主持編繪的《九邊圖說》的表現(xiàn)方法與《廣輿圖》完全不同（見圖）3。
圖3 《廣輿圖》之《遼東邊圖》與《九邊圖說》之《遼東總圖》遼河以東部分比較
也就是說，在霍冀自己踐行的地圖繪制活動中，并沒有采取他認為《廣輿圖》非常突出的優(yōu)長之處。同樣，在與羅洪先同時的鄭若曾負責編繪的《籌海圖編》中，將羅洪先所編繪《廣輿圖》列為“參過圖籍”，《籌海圖編》卷首的《輿地全圖》明顯系將《廣輿圖》的《輿地總圖》逆時針旋轉(zhuǎn)180度，但圖上刪掉了原圖的方格網(wǎng)絡。根據(jù)成一農(nóng)的研究，“《廣輿圖》的各種后續(xù)版本和受到《廣輿圖》影響的地圖集基本不在意所謂的準確性和計里畫方，經(jīng)常刪除方格網(wǎng)，對圖幅進行任意不成比例的縮放”。
這一點，在明末開始的西人所繪世界地圖引入中國的過程中，亦表現(xiàn)得很明顯。從利瑪竇開始，西人根據(jù)近代投影法繪制的地圖陸續(xù)出現(xiàn)在中國，引起了較大反響，甚至遠播朝鮮半島和日本列島。但除了少數(shù)跟隨利瑪竇等來華歐洲人學習近代科學技術的人之外，大部分人對傳入的世界地圖以及世界地理知識表現(xiàn)為兩種態(tài)度：一種態(tài)度為不愿相信或懷疑其可信程度，如乾隆年間黃千人所繪《大清萬年一統(tǒng)天下全圖》，在其跋文中談到：“塞徼荒遠莫考，海嶼風汛不時，僅載方向，難以里至計”。所以此圖還是以乾隆年間疆域為主體，而將歐洲各國，包括安南在內(nèi)的南洋各國都繪成散布在中國四隅海洋中的島嶼。又如朝鮮景宗元年（康熙六十年，1721年）或稍早由某位朝鮮士子繪制的《大明一統(tǒng)山河圖》的凡例中，提到：“后觀懷仁所著《坤輿全圖》者，彼固自以為全矣，然今雖泛而考信，且吾學問所資，莫近于中國圖籍，如彼說者姑宜存而不論云”。另一種態(tài)度則較為積極正面，將其納入自己著作中，作為其綜合的地理知識的一部分，但我們可以看到，很多刊行于世的明清地理圖籍中所描繪的世界地圖，并沒有繪出經(jīng)緯線，也沒有標出投影法和比例尺，很明顯作者或者繪制者并不熟諳近代測繪知識和技術，頗多只是摹繪轉(zhuǎn)繪而已，甚至有些只選取中國所在的東半球，典型如陳倫炯所編繪之《海國聞見錄》中的《四海總圖》等。我們可以看到，近代投影測繪技術或根據(jù)其繪制之世界地圖在清代民間亦有傳播，典型如收藏于石家莊博物院的由葉子佩繪制的《萬國大地全圖》，此圖繪制于道光二十五年（1845），由六嚴重刻于咸豐元年（1851），系用正圓錐投影繪制，體現(xiàn)出較高的地理知識和制圖水平。但一直到清末，以傳統(tǒng)技法繪制的地圖仍占多數(shù)，即使到了19世紀末，中法兩國勘定廣西中越邊界時，商定以近代實測地圖為準，繪出了比例尺為1:50000的地形圖——《廣西中越邊界全圖》，但中方代表蔡希邠仍繪制出一幅冊頁式的用傳統(tǒng)方法繪制的《廣西中越全界之圖》，充分證實了當時多種體系和傳統(tǒng)并存并行的情況。
四 、結(jié)語
本文以歐洲文藝復興時期和中國明清時期地圖學史為題，立意并非在“對比”，而是希望通過三個地圖學方面的問題，討論不同地區(qū)和不同文化在處理類似問題時的反應。雖然本文只論及某段時期的歐洲和中國的地圖學史，但從兩大相對獨立發(fā)展的地圖學體系所存在的共性與各自的個性，亦可窺不同地區(qū)、不同文化背景的人類在觀察、總結(jié)、提煉、重現(xiàn)周邊地理環(huán)境知識的過程?？傮w來說，以上的情況都提醒我們：統(tǒng)一的科學規(guī)范的形成，是比較晚的事情，無論在中國還是歐洲，地理知識、地圖繪制長期處于多系并存的狀態(tài)。不同層級、不同來源和不同使用場合的地圖都存在差異。但因為在實踐中所使用的地圖大多因其過時，或者載體并不經(jīng)久耐用而損耗或者被廢棄，而保留下來的更多可能是知識分子根據(jù)實用地圖或者其他地理信息繪制而成，并不能代表當時地圖繪制與所呈現(xiàn)的地理知識的普遍面貌。這也說明，古代地圖的綜合、轉(zhuǎn)繪和地理知識的傳遞、整合，應該是下一步地圖學史研究的重要方向之一。